尹誉强，上海重大毒品案律师,现执业于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执业以来，坚持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敬业勤勉、诚实信用” 的服务宗旨，精益求精地承办每一项具体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独到的诉辩思维、娴熟的诉讼技巧、精湛的辩论技能和自如的法庭发挥以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广大当事人的高度赞许。

　　

论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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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侦查机关用第96条规定中的但书条款;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对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利采用审批制，而不是任意制，以侦查机密代替国家机密，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机密都要求获得侦查机关的批准，使审批制成为一种实 践中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2、立法时的缺陷，或者说技术考虑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限制了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现实意义， 在实践中大多数的侦查机关根据该规定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实行全程陪同，并将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限定为一次，每次半个小时，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 秘密会见无法实现。根据联合国规定，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 内。该第18条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与其法律顾问进行蹉商，……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的会见可在执法人员 视线范围内但听力范围外进行。联合国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 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的来访和与律师会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从心理上而言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安全感，同时也为律师在后 续诉讼程序中的辩护作好准备，这种会见只有在秘密的情形下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律师帮助权的另一个方面是讯问时的律师在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那些缺少律师帮助将会影响到被告人实体权利的关键阶段，被告人都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 利，这些阶段包括某些要求被告人指证的程序、警察或检察官试图引诱被告人提供有罪证据的场合、第一次出庭、传讯程序、初次听审程序、正式审判以及处刑程 序，讯问程序即为其中的关键性阶段之一。律师在讯问时在场一方面可以降低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的紧张心理，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进行监督。在 保证律师讯问时在场的情形下，有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一种自由、明智、理性的状态下作出的，因此而具有独立的证据意义。

　　由于大多数的侦查讯问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讯问的现场除了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外没有第三人在场，即这是一个只有对抗双方，而没有裁判者的冲突场 域，处于地位的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讯问的可能性极大，而且由于缺乏监督者在场而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后续程序中的曾受侦查人员刑讯的主张无法举证。 对此，法治国家的做法一方面时赋予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利用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对讯问过程进行技术监督和控制，防止侦查人 员在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犯。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和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现状来分析，侦查的推进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依赖性较强，一方面是国 家社会治理对犯罪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个体权利保障的需要，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平衡，我们的想法是，类似于侦查人员在律师会见 犯罪嫌疑人时的制度设计，在讯问过程中，律师在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后，可以在看得见讯问进程，但听不见讯问内容的空间里在场，对讯问进行有限的监督和控 制。

　　3、第一次讯问的时间界定不清。我国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但是， 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一次对犯罪嫌疑人的问话为第一次讯问，如果从行为角度而言，显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首次问话即为第一次讯问。这里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由于犯罪嫌疑人个体在侦查程序中由于身份的变化，而使侦查人员对其在不同身份阶段所进行的问话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性质不同。在当前的侦查实践模 式下，公安机关通常以对犯罪嫌疑人的留置作为对其强制到案的措施，而在此后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个体的身份是;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因而在留置对犯罪嫌 疑人的问话被称为盘问，如果我们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问话的目的与讯问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但就是由于个体的身份差异，而并不构成讯问。在实践中，检察机 关通常以在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或逮捕措施后的24小时内对其进行的首次讯问称为第一次讯问，如果在侦查机关的卷宗材料中未见有能体现该次讯问 的笔录材料作为认定侦查机关程序违法的一个事实，并以;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责。

　　公安部于1997年1月发布的中规定，第一次讯问是指侦查机关立案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首次讯问。在当前的 立案制度下，我们认为该规定仍然不妥，理由是：侦查立案有两种模式，一种以事立案的模式，即当发生某个犯罪案件时，犯罪嫌疑人还不明确，侦查机关对该犯罪 案件立案侦查，以查明犯罪嫌疑人;第二种模式是以人立案的模式，即侦查机关确定某人即为涉嫌某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对其进行侦查。如果在第二种立案模 式下，由于犯罪嫌疑人身份明确，因而可以认为在立案后对其进行的首次讯问即为第一次讯问。但是在第一种以事立案的模式下，尽管侦查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但是 由于犯罪嫌疑人不明确，在侦查期间通过摸底排队等方式要求侦查机关认为有违法犯罪嫌疑人接受问话，由于此时接受问话的人身份不确定，对其问话仍然不是讯 问，但在侦查人员问话的目的和行为方式上与讯问也没区别，从效果而言，往往就在这期间犯罪嫌疑人交待了其犯罪行为。

　　对此，我们认为，第一次讯问的时间界定应当与强制到案措施联系在一起，在整合我国侦查强制到案措施体系的前提下，第一次讯问即为犯罪嫌疑人被强制到案后法 定时限内进行的首次讯问。通过留置盘问、拘留、逮捕措施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在被留置、拘留、逮捕后24小时内进行首次讯问即为第一次讯问， 通过拘传或传唤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在对其拘传、传唤后12小时内进行的首次讯问即为第一次讯问。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的强制侦查实践中，留置是 运用得最为普遍的强制到案措施，而且在留置及延长盘问的48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其程序权利受侵害的程度最为严重。因此有理由将盘 问的性质界定为讯问，而且是第一次讯问。

　　第96条之规定的不足还在于，犯罪嫌疑人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在对其的第一次讯问之后。前文已述，首先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留置期间对犯罪嫌疑 的人问话被认为不属于讯问，而使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受到了拖延，其次律师帮助权是在第一次讯问之后，而非在第一次讯问之时，这一次讯问又是多长 时间呢要使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应当自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之时起，即应当保障其获得律师的帮助，与律师会见，允许律师在第一次 讯问时在场。

　　4、讯问中的法律援助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健全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法律援助演变为公民的;社会福利;权。通过法律援助来消除因经济能力 或个人条件不平等而产生的法定权利实际不平等的现象，确保贫穷的和其他处境不利的被告人与其他被告人一样能够获得法律的同等保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 则的重要保障。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仅限于法庭审判程序，而缺乏审判前程序中的法律援助。这与联合国第17条第2款之 ;被拘留人如果未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则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应有权获得由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如无充分的支付能力，则无须支 付;规定不符。当然，鉴于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实力，我们认为在侦查讯问中全面地实现法律援助有其困难，但是对于涉嫌犯罪之法定最高刑为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文盲、残疾人等，国家应当确保障其律师帮助权的实现，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四、讯问的适当限度——自由的保障

　　我们通常看到一些新闻媒体，有时甚至是与法治相关的相当专业的媒体，在报道某个案件的侦查过程时这样类似的报道;经过对犯罪嫌疑人两天三夜的审讯，在侦查 人员强大的攻势下，犯罪嫌疑人不得不交待其所犯的罪行。;而全然无视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正常的个体人的生理需要，在报道过程中也全然忘记了这样的讯问过程 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侵犯。对于这样的讯问过程所得到的结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rankfurter先生在瓦兹诉印第安那州)一案的判决意见中说：;被告人在生活丧失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应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自由过程中的陈述不一定是自愿的，但如果是在警 察的持续压力下所作的陈述，则肯定不是自愿的。当嫌疑人由于被恐吓而开口说话时，他是否受到了肉体或精神的严重折磨已经应得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人对讯问 的屈服嫌疑显然是强制讯问程序的产物，当然不具有自愿性。;